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科技进步、社会平等与个人自由的21世纪，世界上仍有一个国家顽固地停留在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中，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里，人权被系统性地压制，思想自由被无情扼杀，女性的身体和尊严被摧残殆尽……

　　这个拥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便陷入了一场漫长的历史倒退，在这里，宗教教条被置于国家发展之上，神权统治取代了现代化治理，整个社会笼罩在极端原教旨主义的阴影之下。

　　上世纪70年代，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曾是中东最富裕、最开放的国家，彼时的伊朗经济实力雄厚，现代教育普及，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甚至能够担任政府高官和法官，首都德黑兰高楼林立、商业繁荣，被世人誉为“东方巴黎”。

　　然而，巴列维王朝激进的现代化改革被很多人视为“去伊斯兰化”，激起了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不满。1979年，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以“让石油资源归全民所有”的口号赢得底层支持，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新政权甫一成立，将美国政府称作“撒旦”和“伊斯兰的敌人”的霍梅尼势力，迅速攻占了美国大使馆，将52名美国外交人员及平民扣押长达400多天，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危机”。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积极对外“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极端组织，构建所谓“抵抗之弧”，更是引发了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造成35万人死亡、70余万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美元。

　　这种被宗教狂热所扭曲、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外交政策，让伊朗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后果是长期遭受西方制裁，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民经济倒退了二三十年。

　　上世纪70年代，伊朗的人均GDP高达2300多美元（相当于当时中国的12倍），而2025年的今天，伊朗人均GDP仅为以色列的三分之一，货币贬值超百倍，青年失业率高达26%。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伊朗民众在制裁下艰难度日时，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却演变为一个腐败的“军事-商业复合体”，垄断了石油、建筑、电信、金融等几乎所有赚钱行业，通过走私进口商品高价倒卖给民众牟利。

　　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社会迅速回到原教旨主义思维体系，政府禁止男子穿西装，要求女子必须戴头纱与面纱，女性被剥夺了几乎所有权利，禁止参与政治，甚至一度禁止进入学校学习。

　　在今天的伊朗，对女性的压迫已不仅仅是文化保守的表现，而是一套由国家机器强力推行的系统性性别压迫制度。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法律强制要求女性出门必须佩戴头巾，并身着宽松衣服将身体遮挡得严严实实，只允许露出眼睛。这种着装要求被赋予道德判断——不遵守者被视为“邪恶的”、“淫荡的”，将面临从警告、罚款到监禁或鞭笞等严厉处罚。

　　2022年，22岁的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规范”被道德警察逮捕，三天后在拘留中死亡，尸检显示她遭受了严重的颅脑损伤，而当局却声称她死于“突发心脏病”。

　　阿米尼之死引爆了席卷伊朗全国的“妇女、生命、自由”抗议浪潮，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镇压：2023年，33岁的罗亚·赫什马蒂因公开露面时未戴头巾被判处74鞭刑；2024年，31岁的阿雷祖·巴里开车时因头巾不标准被警员开枪击中导致终身瘫痪。

　　讽刺的是，伊朗宗教领袖们一边信誓旦旦让人民远离“被魔鬼控制”的现代科学，一边将最新科技应用与强化性别压迫的工具。

　　据联合国报告，伊朗安全部门使用无人机和AI技术监控并镇压异见人士，尤其是在监督女性着装方面——

　　德黑兰的阿米尔卡比尔大学在校门口安装了人脸识别软件，专门识别未佩戴头巾的女性；主要道路上的监控摄像头、甚至连结合面部识别技术的无人机被用于搜寻“违规”女性。

　　更离谱的是一款叫做Nazer的手机App——这款由警方提供的软件，允许经过政治审查的“革命群众”举报私家车（包括出租车和救护车）中未遮盖头部的女性，用户可添加违规行为的地点、时间及车牌号，随后车辆会在系统中被“标记”，“违规”车主将收到警告短信，若忽视警告则车辆可能被扣押。

　　这种国家支持的“义警”行为，让全伊朗公民成为宗教警察的潜在眼线，构建起一张无处不在的监控天网，使每一位伊朗女性的日常生活都成为一场如履薄冰的“生存大冒险”。

　　公交车分男女区域，女性被限制在后排；学校、医院甚至理发店都按性别分隔。在教育领域，36所大学宣布对77门“男性主导”的课程实行“单性别授课”，禁止女性学习核物理、计算机、工程等专业，理由是“女性毕业即失业”，石油大学甚至全面停招女生。而在婚姻家庭领域，伊朗法定结婚年龄仅为13岁（部分地区默许9岁），2024年上半年就有超过1.6万名10至14岁的女孩被迫结婚。

　　在一夫一妻制早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施行的当今世界，一夫多妻制却被伊朗法律所认可，在这个国家，男性可娶四个妻子及若干“临时妻子”，而女性却几乎无法主动提出离婚。

　　更加令人发指的，是司法系统对性暴力的纵容：强奸受害者需要提供4名男性目击者证词，否则可能反被控为“通奸”；一项“不能处死处女”的所谓法律规定，导致一些女性死囚在行刑前夜被迫与狱卒发生关系。

　　这一系列由国家机器实施的，让人毛骨悚然的性别暴力，使伊朗成为全球女性人权记录最黑暗的国家之一。

　　伊朗神权体制对社会的控制远不止于性别领域，其致力于将全体国民的思维方式恢复到中世纪式的水平，让宗教教条置于理性与科学之上。

　　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最高权力不属于民选机构，而属于“教法学家监护”制度——由最高精神领袖（现任为哈梅内伊）及其掌控的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等宗教机构把持国家发展方向。

　　这种制度本质上否定了现代政治的核心原则——政教分离，将沙里亚法置于一切世俗法律之上，使国家治理沦为宗教教义的注脚。

　　伊朗司法系统被宗教法庭所取代的结果，不仅使得涉及婚姻继承等“道德”领域要符合教法，就连科学研究的方向（如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也必须通过宗教审查——当全球步入量子计算时代，伊朗宗教领袖们仍在争论现代科技是否违背伊斯兰教法（用于监控人民则另当别论），这种反智主义直接导致该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全面落后。

　　与所有落后、专制的政治体制相同，伊朗当局对思想自由的压制不余遗力——不仅西方的书籍、音乐和影视作品大多数被禁，网络更是受到严格的“神学审查”，就连来自国外的体育比赛都要“延迟打码”，理由是比赛中可能出现“衣冠不整”的女性形象。

　　更加釜底抽薪的是，伊朗的教育系统被宗教叙事所“净化”。在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1年）的辉煌被刻意淡化，强调伊斯兰化后的“纯洁性”，以此切断国民与古老文明的精神联系。

　　这种思想控制与其造成的人才外流形成恶性循环：尽管伊朗大学入学率达55%-60%，但数以百万计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选择移民西方，其中包括谷歌商业模式设计者奥米德·科尔达斯塔尼等顶尖人才。这些精英的流失使伊朗难以建立可持续的创新生态系统，只能依赖石油经济和宗教基金维持运转。

　　伊朗（古称波斯）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超级大国，其行政制度、驿道网络和工程成就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高峰。

　　公元七世纪，在被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尽管波斯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他们将其与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传统融合在美国用什么vpn好，形成了独特的什叶派信仰体系。

　　这种文化双重性——一方面自豪于波斯帝国的古老荣光，另一方面又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使伊朗社会长期处于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中。巴列维王朝时期强行推进的世俗化改革，正是因为未能妥善处理这种文化张力，最终引发宗教势力猛烈反弹，导致历史钟摆向着原教旨主义方向剧烈摆动。

　　然而，历史从不曾真正停止前进，伊朗原教旨主义的禁锢与其国民对人权的渴望，近年来产生了愈发严重的冲突。

　　2022年阿米尼事件引发的全国抗议中，许多年轻女性勇敢地摘下头巾、剪断头发，高呼“妇女、生命、自由”的口号，却遭到安全部队的残酷镇压——据联合国统计，安全部队在镇压中至少杀害了500名抗议者。然而，这种镇压不仅未能消灭反抗火种，反而使更多伊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神权体制彻底失望。正如被捕的女性权利活动家莱拉·帕沙伊在国际妇女节集会上所言：“伊朗妇女运动已经过了不归点……我们永远不会再沉默。”

　　国际社会对伊朗人权状况的谴责日益强烈。2025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扩大对伊朗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范围，24个国家支持这一行动。欧盟代表谴责伊朗政权“日益增长的压迫”，英国称其人权状况“令人震惊”，德国、法国等则特别关注伊朗将死刑作为镇压工具的做法——2024年伊朗执行了超过900例死刑，其中许多是通过不公正审判作出的。

　　然而，这些外部压力往往被伊朗宣传机器描述为“来自西方社会的迫害”，反过来用于强化其“抵抗西方”的民族主义叙事，进一步巩固保守派的统治地位。

　　真正能推动变革的力量或许来自伊朗社会内部：在德黑兰的街头，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故意让头巾滑落；在大学校园，被禁止入读理工科的女学生们组织地下读书会；在互联网世界，绕过审查的VPN连接成为伊朗人民通往自由的数字隧道。

　　我们有理由相信，任何以宗教治国、禁锢思想自由、践踏性别平等的体制，无论其以多么崇高的名义，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搁浅。